《半生缘》
当我们回望历史，常常只记得战役、条约和大人物的名字。但真正构成历史血肉的，是普通人的日常。上海名医陈存仁的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与《抗战时代生活史》，正是一套记录“人间烟火”的史诗，两书让我们穿越时空，亲身感受那段和平与战火交织的岁月里普通人的生活——看他们如何在一枚银元与一粒米之间，撑起整个时代的重量。
在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里，陈存仁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民国“黄金十年”的生动画卷。那时的 上海，货币是坚挺的银元，物价稳定，市井繁华，充满了奋斗的活力与生活的雅致。
作为一位名医，陈存仁在各个阶层都交游广阔，他的笔触因而既有市井的体温，又有士人的洞察。书中没有枯燥的数据，只有鲜活的故事：一个公务员如何用薪水支撑起体面的生活；一枚银元能换来怎样一桌丰盛的酒菜；上海滩的市井街巷里，又藏着多少奋斗的智慧与生活的雅趣；章太炎、于右任等名人的轶事，读来更是妙趣横生。阿城曾说：“写老上海的书，这一本最好！”
展开剩余89%而在 《抗战时代生活史》里，他成了颠沛流离的亲历者与冷静的观察者。在日军的铁蹄下，上海从繁华都市变成 了一座孤岛。
书中再无生活的雅致，只有生存的残酷。法币贬值如废纸，米价飞涨如登天，百姓在饥饿、恐惧与死亡的边缘挣扎。陈存仁以医生的冷静和悲悯，记录下人性的极致——有为蝇头小利出卖同胞的汉奸，也有在绝境中坚守气节的普通人。
两书绝版多年，终于推出新版，分别收录近百幅老照片。两书合读，仿佛坐上了一辆从阳春直坠寒冬的“时代黄包车”，让我们深刻体会到：和平、秩序与繁荣，并非理所当然。我们今日视若寻常的平淡生活，在另一个时空下，也会变成人们无限眷恋的“昨日的世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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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滩人才济济
摘自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
上海是事业家的中心，也是冒险家的乐园，真才实学的人虽多，左道旁门的人也有不少，上海人称这类不正当的人物，叫作“滑头”。
向来人们对若干“人”和“事”都会编成“三个半”作为谈话资料。譬如 ：论物有“三把半刀”，一把是理发的剃刀，一把是厨房的菜刀，一把是裁缝的剪刀，还有半把是浴室中的扦脚刀。上海早年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，说上海的滑头，也有三个半。第一个是钱庠元，第二个是施十滴，第三个是黄磋玖，还有半个是吴鉴光。这三个半滑头，名气大得很，我要分别叙述，但是三个半滑头的姓名，传说不一。钱庠元知道的人很少，往往误以吴鉴光充数，今查得蔡声白夫人莫川媚女士写的一本《我的日记》，记述数十年的上海旧事，其中一段是：民国六年（1917）六月一日（四月二十一日，星期三）晴。至笑舞台观《上海半滑头》。该剧乃隐射虹庙星相家吴瞎子鉴光者。演来淋漓尽致，讽刺备至，但吴鉴光依然生意滔滔，不少迷信者仍奉为半神仙也。
据此真实的记载，我的写述，也就有了根据。钱庠元，他在浙江路偷鸡桥开设一家“钱存济堂”药材店。他的经营手腕很灵活，出了不少膏丹丸散，有的是说真方卖假药，在上海他是在报纸上刊登药物广告的第一人，可是从来没有人说过他是挂羊头卖狗肉。后来他用赚来的钱，在浙江路偷鸡桥买进一幅很大的地皮。消息传出之后，大家都惊奇他何以发财发得那么快，于是大家才知道他卖的是假药，因此他就被称为一个滑头。
《大上海》
接着我要讲施十滴。他最早在上海南京路开设一间照相馆，生涯不恶，后来鉴于上海每年暑期，总是有无数人头痛发热，呕吐泄泻，重的昏迷不醒，弄到医院门庭若市，当时称作“时疫”，普通人统称“发痧”，又混称为“霍乱”。他便乘时发明一种痧药水，病者只要进服十滴，就可以止呕止泻，功效的确不错。从前上海卫生当局没有管制成药的条例，药水的原料，初期含有鸦片烟精（即鸦片烟膏用火酒浸成液体），而且再掺和着樟脑和白兰地，所以发痧的人，突然间四肢发冷吐泻不止，饮了十滴水，就会霍然而愈。于是就有不少富有之家大量购进，在门上贴写着一张条子，写明“赠送痧药水”，这样一来，此人就大发其财了。
但是暑期的呕吐泄泻，大部分是暴泻症（按：即急性肠胃炎，所以一吃这种药水就好），一部分是真正的霍乱，发病时顿即上吐下泻，只要经过几小时，手指纹都瘪了下去，俗称“瘪螺痧”。患者立时面目全非，不省人事，死亡极速。从前的人辨不清楚：“发痧泄泻是假霍乱，泻米泔汁样的才是真霍乱。”真霍乱日本人称为“虎列拉”，又称“虎疫”，形容其势如猛虎，大家莫不谈虎色变，连急救都来不及。痧药水对假霍乱多数有效，可是遇到了真正的霍乱症，还是无效。一般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对他的痧药水，歌功颂德的固然很多，认为徒有虚名的也大不乏人，这种人就称施十滴为大滑头。后来卫生当局制定药物管制条例，勒令将鸦片烟精改用其他相等的药料，功效还是不错。他在上海大马路发行所，挂着一张相貌堂皇穿着獐绒马褂的大照片，上海人行经其地，都要看他一眼。
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
吴鉴光是一个盲目的卜卦算命先生，一到上海，就在南京路中心虹庙对面房租最贵的地区开设一个“命馆”，门口是玻璃大窗，路人可以从外面看到里面。初时他每天出钱雇用许多人扮作客人模样，挤着去问卦算命，过路的人见到有这么多人算命，一时就轰动起来，而且这些雇用的人还负责替他到处宣扬，称他是活神仙。
吴鉴光所收的算命费很贵，要一元二角，这个数目，在当时看来的确是很大的。其实吴鉴光的眼睛，并不是完全瞎的，他有一只眼还能看得见人，所以他戴上一副黑眼镜，来客的身份，仍然能看得到，他在算命时，立刻可以看出来者是何等人物。有许多妓女，一坐下去，他屈指一算，就爽爽快快说出：“这个命，父母都不是亲生的，小的时候苦到没有饭吃，现在走着一步桃花运……”讲到那些妓女眼泪都流出来。
又有一种人很紧张地请他算命，他偷偷地从黑眼镜中一看，会突然“啊呀”一声，说 ：“这人命犯火德星君，正在发高烧，人事不知，再隔几天，几时几刻有性命之危。”来客点头不止，哭丧着脸问他有什么办法可想，这时吴鉴光就要为这个客人当夜“解星宿”消灾延寿，须延请四个道士，吹吹唱唱，连三牲香烛锡箔等费，要收三十六元八角，并且指定在下午几时，带同子女来叩头。来客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无不唯命是从，把银钱悉数付清。
他暗暗还察看到来客的身份，以及身世的贵贱。有些人要收到七八十元以上，类似这种收入的每天总有八九人，加上七八十人的算命费，他一天的总收入，真是惊人。其实所谓解星宿只是诈欺取财的手法而已，所以当时上海的一些有识之士，称他为半个头的滑头。
金钱万能 群丑毕集
摘自《抗战时代生活史》
汪精卫潜伏在虹口时节，最重要的助手，就有周佛海、林柏生、梅思平、丁默邨等，他们虽然都做汉奸，但派系不同，倾轧得还是非常厉害。起初传说汪派要接收海关，因为海关有一笔“关余”，数目大得很。可是那时海关还在英人的势力范围之下，这个念头，终属妄想，幸亏周佛海长袖善舞，想出来的办法另有一套，日本人只能乖乖地从某种款项中，拨出一笔巨款来供给他们使用。
日本人的军票，本已四处推行，可是拿军票出来收买汉奸，还是行不通，所以由正金银行供给大批老法币，也不知这笔老法币是从哪里来的，只知道周佛海弄到了一笔数目可观、连号簇新的纸币。
谁分到多少，局外人不得而知，我只知道有一个朋友，叫江亢虎，在开战之后，穷到一身之外无长物，住在“落上落下”的阁楼上，天天找商务印书馆交际博士黄警顽借钱。黄警顽收入也不多，因此往往在中午时间，同我陪江到饭店弄堂去吃餐饭，吃过之后，还要用纸把残肴和白饭包成一包带回去。
自从汪记招贤馆开了张，江亢虎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他曾创建过社会党，自称党魁，后来还创办过几个莫名其妙的党和当过什么南方大学校长。这时他认为投入汪派一定可以拿到不少钱，可是事实令他很失望，拿到的只是一笔很少的生活津贴。
他多年穷困，一旦有了些钱，便头重脚轻起来，到处招摇，要组织新党，这一下犯了汪派的大忌，所以一笔津贴用完之后，来源断绝，又回复穷汉模样，足见那时的一般人心，对汪派深恶痛绝。
我又认识一位老先生，叫袁希洛，他和袁希濂是昆仲，在教育界极有地位。不过袁希洛有一种怪脾气，喜欢骂人，对国民党的大员，骂得很厉害，可是大家因为他是大教育家，对他还是很恭敬。袁氏以鬻字为生，我也因为要写一些东西，去访问过他。那天正有一个说客，要他参加汪派，出面组织江苏省教育会。他一面听话，一面不出声，把汪精卫从前两句诗改成：“引刀何曾快，作了汉奸头。”写出来示人，一时报纸大登特登。大家想起汪过去刺摄政王的一幕，如果真的把他少年时的头颅砍了下来，那就可流芳百世，现在却真的辜负他少年时的头而成了汉奸头子，遗臭万年倒是有份了。
《色，戒》
一部分人都为汪精卫可惜，认为他一入日本军人的牢笼，以后任由敌人摆布，汉奸之名总是洗不掉，于是“唱双簧”的说法渐渐没有人再提了。后来汪精卫死在日本，其葬在南京的坟墓，也被人夷为平地。
推测汪精卫当时从重庆退出，蓄谋已久，在上海布置着褚民谊这只留在租界的棋子，在香港又布下了陈璧君这只棋子。这是因为他早已认为抗战要胜利，难过登天，所以还令一部分部下留在港沪两地静观其变。他想军事真正崩溃下来的话，就出来收拾残局，独当一面地干一番，如愿以偿地过一下领袖瘾，即使在日本的卵翼之下，他也不惜忍辱含垢地干下去。
大概在傅式说最初接洽时，日本人样样答应，只要汪精卫肯出来重组南京政府，日本军方肯逐期撤兵，全国的行政完全由汪精卫领导，不但维新政府取消，连华北的联合政府也归汪精卫指挥，重订中日平等条约，一切都照汪的心意。他明知日本人外交与军事方面行动不一致，但只要面子过得去，他就可以当上这个主席。
万不料一到上海，一切都起了变化，北平方面的政局动也不能动，南京的维新政府也霸住不走，只肯合并，上海的市政府，市长傅筱庵也不肯让，因为各有日本军人撑腰，所以最初谈的条件，全部成为幻想。
《色，戒》
汪精卫想想住在虹口日本人区域之内，终无法展开自己的手脚，到租界也不会受欢迎，他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之下，第一个行动就是让周佛海付出巨款，收买了七十六号暗杀机构，而且大事扩充，召集了无数神枪手，准备用手枪来扫除外界一切阻力。所以在我的记忆之中，是七十六号成立在先，汪组织公开成立在后。
七十六号的用处大得很，因为上海租界内外人民都是抗日的，极少数是职业抗日分子，绝大多数的人民，是非职业的抗日分子，全部报纸又都把矛头指向汪精卫，没有一张报纸对他的行动是同情的。
汪精卫做事，第一着重宣传，而宣传方面，竟然没有一个人和他相呼应。汪精卫印了好多小册子，其中有一册叫《举一个例》，看的人很少同意他的主张。而且汪派吸收的行动人员到租界上来，往往一下子就丢了性命，于是汪派在展开行动时，就倚重七十六号的枪手，对于异己，就是用一个“杀”字。
有一个时期，上海天天有暗杀案，首当其冲的目标是租界，一方面发出一张八十三人的黑名单，一方面派人利诱这八十三人，其中也有胆怯的人上了钩，或是避到内地去，不上钩的人就在枪杀之列。
当然还有许多被暗杀的人，不是报界中人便是国民政府留下来的党、政、军人员。后来南京伪府成立，七十六号的“神枪手”都成了伪组织的开路先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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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返动荡时代的上海，亲身感受普通人的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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